背景案例

2017年11月，某采購代理機構受委托就一物業管理項目進行公開招標，共有10家供應商按時遞交投標文件。評標時，甲專家以7家供應商投標文件（電子標書）的電子印章是P上去的為由而全部判其廢標。在對余下的3家進行打分時，他給了ZH公司（最終排名第一）91分，而對第二名（最終排名）DH公司打了76.21分，而其余5位專家對這兩家公司打分的最大分差也只是5分，且推薦的排名順序也不完全一致。其中采購人代表的打分情況是：ZH公司80分、DH公司打了91.21分。

評審結果公示后，被廢標的7家公司有數家向采購代理機構提出質疑，認為其投標文件不應當被廢標，應當重新評審。采購代理機構邀請原評標委員會協助處理質疑，評標委員會審閱質疑文件后，認為當初對因電子印章而作出的廢標結論是不當的，故糾錯后對10家供應商進行重新評審打分。這次評審的排名為MH公司第一名（除甲專家外，其余6人均推薦MH公司為第一中標候選人）。

問題引出

本案例引發三個問題的思考：

1.因專家不熟悉法律專業知識而出現錯判、誤判怎么辦？

2.評標中如何制衡個別專家的傾向性？

3.電子投標時是否還要加蓋印章？

問題探討

1.因專家不熟悉法律法規而出現錯判、誤判怎么辦？

評審專家更多是對自身專業領域的深刻了解和把握，而對一些相關法律法規往往不能全面把握到位，那么由此導致的錯判、誤判如何處理？本案例中只是涉及了一個電子印章問題，其它諸如法律、財務、稅務等等問題，實踐中會經常遇到，所以對客觀評審因素應允許評委進行討論（協商評分），以發揮集體智慧，減少因個人原因造成的錯判、誤判。

另外，對某些特殊、專門技術，如果所有評委都不懂或不熟悉，建議尋求外援幫助，以使每個投標人都能真正得到客觀、公正的評價。

有一點需注意：必須對所有投標人采用一致的評價標準。當然，如果某專家不懂裝懂或因有其它想法故意錯判、誤判而影響整個評審委員會，那就無能為力了。比如本案例中，不排除甲專家故意錯判并誘導其他專家廢標的可能性（對其他專家而言，同意甲專家意見進行廢標，既不得罪甲專家，又可以減少評標工作量，何樂不為？）。

實踐中，參與某個項目評標的專家，因為同處一個行業，基本都相互認識，尤其是當某個有影響力的專家發表意見時，很容易出現意見一邊倒的現象，這時候問題就會變得更為復雜、更為隱蔽，也更難處理，所以需要救濟機制，目前的法律法規在這方面的規定尚顯欠缺。

2.專家的傾向性如何制約？

專家的傾向性問題是一個“老生常談”的問題，這主要還是由于制度設計中對評審專家的監督制約機制不完善。現實中，尤其是基層單位，專家的職業操守和履職能力令人堪憂，諸如專家串通、為特定投標人謀利的違法行為時有發生。

筆者一直認為，專家的個人品德有時候比專業知識更為重要，而其個人品德恰恰是很難考核和量化評價的。在本案例中甲專家的傾向性明顯，其對ZH公司“情有獨鐘”，分析所有評委對ZH公司和DH公司的打分情況，可以認定甲專家對ZH、DH公司打分為“畸高、畸低”。雖然《財政部關于進一步規范政府采購評審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》(財庫〔2012〕69號)和《政府采購貨物和服務招標投標管理辦法》（財政部令第87號）都有要求對評委畸高畸低打分進行處理的規定，但實際情況卻不能令人滿意。就筆者多年的一線工作經驗所知，類似的情況時常發生，有采購代理機構專門就此問題向政府采購監管部門匯報，監管部門也找了相關專家約談，但結果都不盡如人意。

筆者建議，今后的相關法律法規修訂中，對現行的專家評審制度（第三方專家掌握定標權）進行適當調整。

3.電子投標需要加蓋印章嗎？

采用電子簽名認證電子投標時（必須具有數字證書才能參加投標），是否還需要加蓋印章？對于這個問題，筆者認為在采用電子簽名認證電子投標時，不再需要加蓋印章，無論是要求采用電子印章，還是在紙質文件上加蓋印章后再掃描上傳，都是不合理的要求。

所謂的電子簽名，是基于國際PKI標準的網上身份認證系統，數字證書相當于網上的身份證，它以數字簽名的方式通過第三方權威認證有效地進行網上身份認證，幫助各個主體識別對方身份和表明自身身份，具有真實性和防抵賴功能。它與物理身份證不同的是，數字證書還具有安全、保密、防篡改的特性，可以對企業網上傳輸的信息進行有效保護和安全傳遞。

也就是說，采用電子簽名的文件更具真實性，而且根據《電子簽名法》第三條，“當事人約定使用電子簽名、數據電文的文書，不得僅因為其采用電子簽名、數據電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”，采用電子簽名的投標文件已經具有法律效力，不需要再在已經進行電子簽名的文件上再加蓋一個印章。

當然，本案例討論的情況，不包括沒有采用電子簽名（數字證書）的電子投標，因為沒有采用電子簽名的所謂電子投標實際上不屬于電子投標，充其量只是采用電子標書代替紙質標書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電子投標。